沈醉在《战犯改造所见闻》一书中对卢汉颇有微词,他详细记述了1949年那段关键历史:1949年云南起义时股王配资网站,我是在枪口威逼下被迫签署起义通电的。这份关键档案被卢汉刻意扣留在云南长达三十年之久,直到后来档案管理人员偶然发现,才在1980年正式承认我的起义身份,将我重新定性为'起义将领'。
对于这个新身份,沈醉表现出复杂的心态。他在书中写道:像我这样曾经犯下诸多罪行的人,能够获得党和人民'确已改恶从善'的评价,已经让我受宠若惊。这个评价对我来说弥足珍贵,即便有人提议更改,我也会怀着感恩之心婉言谢绝。我宁愿永远珍藏这张珍贵的特赦令,也不愿换取所谓的起义将领证明书。
关于沈醉拒绝起义将领身份的动机,外界存在诸多猜测。其中一种说法认为,他是在期待台湾方面能给予补发工资。这种说法源于曾任军统要职的文强的经历——台湾方面曾为他积存了高达百万美元的补发工资。但文强在《口述自传》中明确表示拒绝接受这笔款项。
展开剩余66%文强在回忆录中详细记载了这段往事。他昔日的部下、当时已在台湾身居高位的蒋志云告诉他:您作为国民党中将,每月可领取400美元固定薪资,外加1200美元特别津贴,合计1600美元。三十余年来,这笔款项已累积至约百万美元。台湾当局认为您仍属在职人员,因在大陆服刑而应获得补偿。但文强态度坚决地回绝道:这笔钱我绝不能收。若接受,不仅会让人以为我可以用金钱收买,更是对先祖文天祥的亵渎。
作为军统时期的老同事、功德林时期的同学,以及特赦后同任政协文史专员的文强与沈醉,两人的性格却截然不同。文强始终保持着倔强的个性,而沈醉则显得更为圆滑,甚至在改造期间积极检举周养浩、徐远举等人的罪行。
关于沈醉在云南起义中的真实立场,至今仍存争议。他在不同时期的回忆录中给出了相互矛盾的说法。在《我的特务生涯·被迫起义》中,他声称当时决心力挽云南危局,暗示其本意是要阻止卢汉起义;而在《军统内幕》中,他又承认自己只是假意起义,暗中仍图谋不轨。1949年12月12日,沈醉曾与李弥等六人结为兄弟,密谋重夺云南的计划,这个细节更增加了其立场的复杂性。
值得注意的是,无论沈醉的真实意图如何,他在客观上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:命令手下特务停止活动、上交武器,有效避免了可能的破坏活动。这也是后来他被恢复起义将领身份的重要原因。
至于沈醉能否像文强那样获得台湾方面的补发工资,通过深入分析可以发现这几乎不可能。首先,沈醉缺乏文强那样深厚的人脉关系。文强与蒋家父子关系密切,而沈醉在台湾方面很可能已被视为叛徒。其次,沈醉在回忆录中揭露了大量军统内幕,这进一步断绝了他获得台湾方面认可的可能性。最后,作为1960年就获得特赦的改过自新者,这一身份本身就使台湾方面不可能给予他任何形式的补偿。
这段历史折射出特殊时期人物的复杂处境。沈醉的种种矛盾表现,既反映了个人在历史转折关头的挣扎,也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特殊政治生态。他的故事不仅是一个人的命运沉浮,更是一段值得深思的历史见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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